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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491 李诚予 | 敌即吾身:汉初国家结构中的敌友政治与国家的道德性

时间:2020-06-17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原标题:No.1491 李诚予 | 敌即吾身:汉初国家结构中的敌友政治与国家的道德性

国家意志的最大敌人正是其自身,而在形塑国家结构时被约束住的否定性力量也往往觊觎着它的自吾异化。这个题目连接着以前与异日。

文 | 李诚予

清华大学法学院

短序:鲁惟一的难题

中国自秦汉以降的中间集权体制多被视为一个时间上赓续、空间上跨区域的政治同一体,依照通走的范式,称为“帝国”。日本学者鹤间和幸认为,在中华帝国形成的过程中,尤其必要着重正本周围较小的秦人、汉人集团如何与其它地域集团的冲突与说相符,首先完善了帝国体制所必要的周详整相符。换言之,位于关中地区的秦、汉当局在构造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提防、遏止或转化来自周边及下属地区的反动力量,让国家结构裕如稳定而又具备韧性,并留给秦汉帝国的继承者们一个无法逃避的根本性题目(constitutional problem)。鲁惟一为《剑桥中国古代史》所撰结语也许道出了其中的难得所在:

Michael Loewe

睁开全文

帝国不得不去竭力实现一个几乎弗成能的折中:偏重复杂人性中包含的伦理价值,又要议定高度纪律化的当局模式予以变通的均衡。从一最先他们就面临着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早在帝国的早晨到来之前就被发现了,然而在20个世纪之后依旧异国十足解决。每个朝代的王室都要在决定其当局手段的两栽分别原则之间进走选择。帝王们可以倚赖与本身先人的血脉相关,据此确保(臣下的)忠实压服野心,或者基于功绩原则控制重要官员的擢黜,以此经营本身的当局。但两个原则都不是全然有效的。

中国拥有最迂腐的官僚体制,在实现了首次大一统的秦朝外达为一整套法家化的走政与司法技术而秦朝十四年的短暂生命犹如又宣告了任法之治的战败。然而,就此宣称秦政之弊在于它无视了“对复杂人性的伦理价值的偏重”,犹如显得过于果断。在清代历史学家赵翼的认识中,汉初能成布衣将相之局,是由于答和了世卿政治自吾损坏以及秦皇威虐毒痛所导致的传统相符法性丧失。刘邦集团在反秦搏斗中脱颖而出,竖立政权时却又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承秦意味着授与秦法,但同时秦亡的哺育又一再挑醒总揽者法治的局限性。在这个意义上,汉初政权必要去法治化的作梗面寻求资源。依照鲁惟一的注释,法治当局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意味着基于传统权威而造就首来的忠实。然而这却是汉初布衣之治最欠缺、也最难建构的相符法性。况且,用对朝廷的忠实来注释“复杂人性的伦理价值”显得多稀奇些圆凿方枘。原形是什么与纪律化、法治化的治理形成了矛盾,并且强制历朝总揽者进走或此或彼的选择,乃至决断?笔者期待也许在汉初政治历史和帝国国家结构当中发现这个“伦理价值”的实在内涵,并且表明它绝非一句道德箴言式的苍白呼喊,进而不都雅察所谓的“折中”在历史实践的辩证活动中获取变通性的某栽艰难转圜。

本文最先试图描述王国题目对于汉代国家的根本性,议定商议在异姓王向同姓王变化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两个事件,展现汉初政权如何构造了一个薄弱却又必要的国家结构;接下来笔者着重到汉初政权崛首时对周代盟约政治的模仿,也期待也许阐明这栽国家联盟形势在敌友政治上的意义;国家结构的薄弱性外现之一是在敌友相关的判断上欠缺刚性标准(或者说这一标准本身就是弗成能的),从而导致中间政权和地方王国之间普及存在着湮没的敌对态势。第二片面将分析张家山汉简中的几条律文和案例响答出法律构造的拟制相关及其所映射的实际疲劳。中间和王国的重要相关背后是法、俗之间的敌对状态,这栽状态由来已久,从国家结构上起码可以追溯到秦政之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表现出,国家在社会治理上的纵深睁开,请求总揽者和制度设计者从单一的立场上进走自吾超越,才有也许破解这一难题。末了,笔者试图再次返回敌友政治的视角,对帝国结构的建构与自吾破碎进走重述。

一、 友喜欢的危境:军功、亲亲与盟约的政治

秦嬴政终止了东周以来天下割据的局面,除六国,走郡县;而陈胜一俟占领陈县便自主为楚王,以“报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为旗号抟结反秦力量;此后在楚怀王主盟下,关东六国除韩国外先后复建;继而,项羽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先例,依军功“裂地封王”,不再拘于先秦世代的贵胄血缘,分封楚军将领、六国贵族及秦朝降将等十八人造诸侯王;刘邦彭城之战战败后,一方面在与项羽相持荥阳期间,令韩信领军北击,先后谫灭魏、代、赵、齐等国,除而“属汉为郡”,相等于重演了同一六国的历史;另一方面却又被动或主动地分封异姓王。推其委屈,论者多归之为客不都雅形势、封建认识、搏斗必要,以及各地不相均衡的自然与社会状况。这些注释都能自成一说。但就韩信王齐与卢绾填燕两个关键事件而言,仍可在国家结构的倾向上进一步添以阐明。

刘邦

高帝四年十月,韩信“袭破齐”,项羽“使龙且救齐”;十一月,韩信“击破楚军”,“虏齐王广”。十二月齐地已经“属汉为郡”。二月,韩信使人言汉王:“愿为假王。”刘邦大怒,张良、陈平劝曰:“汉方不幸,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刘邦“乃遣张良去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清淡认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情非得已,只是迫于搏斗形势。韩信定齐后,项羽使人说韩信“反汉与楚说相符,三分天下王之”,不光是策反,其中也包含着项羽对天下格局的秩序想象。韩信称“夫人深知己吾,吾倍之不祥,虽物化不易”,以一栽友喜欢的伦理收敛否定了这个政治建构方案。后齐人蒯通又劝说韩信与楚汉鼎立,韩信虽有徘徊,但所徘徊者乃是“野兽尽而猎狗亨(烹)”的危境,首先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吾齐”。这响答出韩信等人所操持实在是以军功封王立国的不都雅念。韩信曾向刘邦献策:项羽“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及予”,又“背义帝之约,而以喜欢王,诸侯不屈”;而刘邦若能“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便可反弱为强。刘邦闻之大喜,然而并未十足依策走事。汉二年八月,韩信破魏,国除而置郡;三年十月,与张耳破赵、代,又置常山、代郡,直到韩信请立赵耳为赵王首先获得允许之前,赵地履走了一年多的郡县制。此外,五年正月韩信改封楚王后,齐地置郡,临江王共驩起义被征剿后,除国设南郡。这些举措令人不难发现刘邦心现在中立国的重要原则更也许是郡县制。韩信所信念的封地建国理念与刘邦对国家结构的设想发生了直接的抵牾。起码可以推想,刘邦也许正处在鲁惟一所说的两栽治理思路之间的一再权衡之中,艰难地考虑着那栽“复杂人性的伦理价值”。

这一点在卢绾的命运中表现得更添清晰。“(高帝五年)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荼。”也许是考虑到燕地地势复杂,又远隔关中,置郡的理由并不优裕,刘邦不得已必须考虑新燕王的人选。《汉书》中对这一事件的用笔颇值玩味:“时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绾,为群臣觖看。及虏臧荼,乃下诏,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绾,皆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休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绾为燕王。”刘邦之因而向群臣主动黑示欲使卢绾填燕,基本上是出于二人之间的浓重友谊。卢刘两家世交尊重好,两人自小相熟,“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卢随刘首兵多建军功,“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犒赏”,可谓亲如手足。即便是萧何、曹参如许一等一的功臣,对卢绾也是虚心三分。通说以为,卢绾受封燕王,标志着刘邦东方政策的转折,从被动授与异姓王改为主动授立同姓王。实际上,还答更进一步看到,卢绾以如此的身份受封燕王,正表现出从之前的军功原则向亲亲原则的变化进入过渡阶段。

高祖十一年秋,陈豨叛乱。刘卢别离率兵对陈形成夹攻。陈遣使求救于匈奴,卢绾则派臣下张胜到匈奴领地张扬陈豨兵败。臧荼之子臧衍与张胜偶遇,向张指出:“燕因而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未定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刘邦令卢绾填燕,起程点实在是用本身“喜欢之如子”的人卫戍北方边境。而臧衍这番言论之因而也许产生兴旺的损坏力,正在于将刘邦区别开来的军功原则与亲亲原则再次杂沓首来,同时行使了异姓九王只剩其二的原形。张胜授与了这套说辞,又影响了卢绾。此后刘邦听到风声,召卢绾入朝表明情况,卢绾称病不去。如是再三,刘邦才认定“卢绾果反矣”。刘邦不久病逝,卢绾逃亡匈奴,“常思复归。居岁余,物化胡中”。卢绾在第二次拒绝晋见时曾对近臣说:“非刘氏而王,独吾与长沙耳。去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长沙国与燕国的战略意义相等,一南一北卫戍边防,但长沙王吴芮出身秦朝县令,反楚从汉的时间也较晚,只是因拥立刘邦有功才受封长沙王,不论小我感情依旧政治身份都无法与卢绾比肩。然而与卢绾展望分别,长沙国直至文帝后元七年才因无子继承才寿终正寝。《汉书•吴芮传》赞曰:“吴芮之首,不失正途,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着于甲令而称忠也!”虽有后世儒生附丽君臣纲纪之嫌,但在汉代国家结构塑形的特定历史时期强调忠实的重要性抓到了题目的要害。相较而言,贾谊认为:“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卢绾最弱,末了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诉诸国力之强弱,而预设诸侯必反,这番议论显得过于粗疏而流于外观。

由是,吾们也许从韩卢二人的事迹中看到,亲亲原则生成于祖考的血缘,而军功原则固然很大水平上基于一栽拟制的兄弟相关,但终究无法十足复制那栽内涵于家族世系的羁绊。要想模仿这栽血缘的政治收敛力,兄弟相关中起码有一方必须要竭尽所能地展现统统忠实,将一个较弱的道德命令无限强化,直至可以媲美亲亲相关中天禀的伦理性。军事盟友是拟制的兄弟,亲亲相关是血缘的兄弟,肯定水平上,可以将它们视为友喜欢政治的分别面相,但正是前者向后者变化的谁人中间环节在国家结构生成过程中给友喜欢相关的政治化带来了庞大挑衅,即便是坚如磐石的小我感情,也难以招架住海洋在塑造陆地边界时所掀首的波涛汹涌。私阳世界中的友谊即便完结也不消然产生相互的仇怼。而这一判断在国家政治周围却根本无法立足。起码,友谊的危境使得敌对的也许性隐微增补,即便这栽危境并不来自正面的冲突。

那么,国家结构转向亲亲原则是否就能避免国家走向内部的破碎与作梗呢?这就又要回到发生在秦帝国诞生前夜的那场大申辩中去。时任廷尉的李斯基于对西周分封制的反思,极力主张以郡县立国:“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多,然后属生疏,相抨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不准。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犒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和之术也。置诸侯未便。”秦首皇授与了他的说法,将中间官员和法律一路派去下属的36个郡县,最先了一栽新的总揽手段。李斯所担心的“同姓相诛伐”失踪了萌蘖的土壤,却异国料到搏斗模式的一方换了身份,变成了最底层人民与削为布衣之旧贵族相互联手。李峰老师令人钦佩地指出:秦之夭折反衬出了西周体制的上风。秦朝的国家结构几乎将一切政治权力都荟萃在一点,议定这个点赞成首了整个帝国,然而一旦这个点失踪了均衡,或者遭到了熄灭性的抨击,整个帝国体系就会瞬时一蹶不振。与之相对,西周的诸侯起码首终把周王视为自身相符法性的依据和来源,即便西周在衰亡之后,在亲亲原则的作用下,周王室又由于地方王国的声援一连了五百年。

周、秦体制的优劣都摆在当前。汉初政权在选择国家结构形势时并无更多的历史资源可以援用。前文认为刘邦小我倾向的是郡县制,但其总揽的相符法性却来自于受人分封的王权和军事集团的拱卫,与秦朝发端世袭贵胄的天禀权威弗成同日而语。正是这栽后天性决定了汉初政权必然受制于各栽内部力量,也为汉代秦楚杂用、郡国并走的体制进走了背书。基于对皇权的有限性及其所受的详细局限的分析,李开元老师认为郡国并走体制无法实在外达西汉初年的走政结构,进而挑出了一个帝国、王朝、王国和侯国四级政体所构成的“说相符帝国”模型。侯国在封地周围走家使总揽权,既不属于郡县也分别于王国;王国的自治权几乎等于十足的主权,就是战国时期东方诸国的新生;汉朝对异姓王而言是其封主,对同姓王而言是其大宗;帝国则包含了以上三个片面,成为一个在汉朝政治主导下的国家说相符体。这个体系显明因其杂沓性而难以获得一个稳定的结构。这栽担心稳性尤其表现在汉朝与王国、侯国之间盟约式的政治相关上。

高祖十二年,刘邦病逝前,刑白马,与文武诸臣立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称“白马之盟”。刑白马而盟有史例可循,苏秦献策在楚齐魏间形成抗秦制定,“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刳白马而盟。……诸侯有不践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然而盟约既没能阻截住秦人的杀伐,也无法收敛刘汉王室的宗亲团结。据《礼记 弯礼》:“莅牲曰盟”,《礼记公理》解“‘莅牲曰盟'者,亦诸侯事也。莅,临也。临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若收敛而临牲,则用盟礼,故云‘莅牲曰盟’也”孔颖达疏:“盟者,杀牲献血,誓于神也。”盟约政治多见于春秋战国时代。《周礼公理》释司盟之法,引《左传》昭公三年传:“郑子太叔曰:‘不协而盟’,为王与诸侯不协,或诸侯自不相协,则盟以要之也。”也就是说,盟约形成的前挑反而是与盟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只是当另一类型的矛盾上升到重要地位时,这些矛盾才退居次要地位,并且仅仅倚赖于一个最矮限度的共识和一个极为有限的收敛。主次矛盾随着实际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共识的限度与收敛的力量也往往遭到挑衅。一旦时移世易,两边相关中那些因其含混性而必要以法律添诸强力收敛的事务,就极有也许变异为摩擦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盟约从形成之日首便是一个消极的政治形势。白马之盟是以遗诏的形势再次确认了刘邦与诸王之间疏松的盟约相关。高祖十年陈豨谋反,刘邦“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就是表明。惠帝物化后,吕后欲立诸吕为王。王陵欲以白马之盟相制约。吕后问丞相张平、绛侯周勃等,多人却多口一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弗成。”如此,亲亲原则在欠缺制约的条件下用单纯的感情亲疏反噬政治建构的国家理性,从而也将汉初国家结构的薄弱性袒露无余。

究其委屈,汉初国家结构奠立在搏斗所请求的实际主义政治基础之上,建国初期各方力量的奇妙均衡往往系于一人之手,然而帝国形势在根本上首终欠缺一个扎实的相符法性赞成。李开元老师指出刘邦集团在竖立汉帝国的过程中,在法统上完善了三次升迁,由一个体制外的作恶群盗集团首先议定霸权搏斗取得胜利而上升为汉帝国政权,接续了秦朝的法统。但这并不等于理所自然地完善“定于一”的帝国伟业。秦首皇东巡七次勒石铭文,已经晓畅地认识到本身所寻求的大一统必要在疆域、法政和文化上完善三重义务。对汉而言,总揽者在疆域题目上身受内外两大困扰,别离在分别时期行使军功原则或亲亲原则来塑造帝国的基本结构,同时又受到两栽原则相互抵牾、冲突、搏斗的迫害。“复杂人性的伦理价值”一再搅动着当局的纪律化请求,更使得帝国在相符法性题目上左支右绌。

前文力求展现出这一困扰因其内涵的国家结构难题赓续向央地相关的排泄与弥散,而后文则期待在法律和文化周围中赓续睁开这栽复杂的面相。

二、内涵的敌人:张家山汉简所见央地作梗

钱穆评价汉初政治局势:“汉高初兴,异姓诸侯王者凡九国。曰韩,曰赵,曰淮南,曰齐,曰梁,曰燕,曰长沙,曰闽越,曰南粤。此等皆与高祖素等夷,各据其手定之地。外托君臣,内实为敌国。”用贾谊的话说:“今大诸侯而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下文将表明汉初政权如何在法律上将东方王国构造成一个危境的敌人。

张家山汉简

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汉简《二年律令》中“贼律”第1-2简上载:“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舍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舍市。”

实在理解这条律文,有三个词语必要详添考察。

第一,亭鄣。“城邑”的意义较为清晰,泛指城镇。“亭鄣”前后展现两次,又作“亭鄣”,清理小组以《后汉书》等文献为依据,认定是“汉代要塞驻军处”。《史》、《汉》所及大多指向招架匈奴的前面军事设立。如《史记•秦首皇本纪》“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汉书•武帝纪》“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走坏光禄诸亭鄣”;《汉书•西域传上》“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鄣至玉门矣。”亭鄣是否限于边塞,外敌是否限于匈奴,需相关后面的并列式“降诸侯”来把握。吕后二年(前186年),白登之围后和亲十余载,汉廷与匈奴名为兄弟,实为外敌,更不存在中间—地方相关,不论如何都难以“诸侯”冠名。可见,史书中的“亭障”答做广义理解,如《史记•张仪传》“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而律文中的“亭鄣”,其周围更是扩大到在中间辖区与诸侯王国的边界上所设相通的军事通讯与退守工事。后世《通典 兵制》也用广义,并清晰将之与王国题目相相关:“兵制可采,惟有汉氏。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换言之,汉廷为提防地方王国坐大,不光将大量社会资本集聚到京畿地区,而且也局限地方势力的军事武装,同时设立工事时刻警惕诸侯异动,将己方军事人员投靠、甚至仅仅是向诸侯国示好的走为当作“反(叛)”来处断。

此外,吾们还答着重地理方面的题目。张家山汉墓所在地位于湖北荆州,汉时称江陵。《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外》描述中间辖区、侯国与诸侯王国的总体区划时称:“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中间仅辖15郡的状况到吕后初年一仍其故。江陵为南郡治所,被视为郡国界线的东南首点,以东为楚国、淮南国,以南为长沙国,其战略要冲的地位与意义自不待言。正好在此地出土如许的竹简律文,意外中也有必然。固然墓主身份一向难以确定,但手录律文者必定与地方司法走政有着莫大相关,身处郡国边境,思虑为政之要,重中之重自然是边防坦然。“如临大敌”四字,用来形容汉初中间辖区和诸侯王国之间的态势,也许并不太甚。

第二,攻盗。《后汉书•郭躬传》:“穿窬不禁,则致匪贼;匪贼赓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穿窬者,小偷小摸而已。匪贼,上升为当场或要挟行使暴力的走为。攻盗比之匪贼,走为本身的凶性升级空间不大,但在形势上可以“成群”而“生大奸”,由此推想其内含“集团性、机关性”之义。水间大辅认为:“攻盗”也许是以侵占财物为生业,不吝戕害生命的武装作恶集团;行为法律术语,联系我们亦当指这栽集团作恶走为,可备一说。《后汉书•天文志下》:“南郡太守李肃坐蛮夷贼攻盗郡县。”又,《春秋左传•襄公十年》:“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用义或有褒贬分别,但二者共同表现出“攻盗”之章法,也因此也许在周围上“成群”,或者反过来也可以成立,因有“大奸”而成群。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词——诸侯(人)。清理小组注:此处指汉初分封的诸侯国。秦汉史学者曹旅宁考论说,此诸侯当注释为匈奴与南越。理由是:(1)高祖、惠帝及吕后时期,除长沙王外异姓诸侯已绝,异姓诸侯并无同姓诸侯要挟、袭击汉政权的原形,因此无需在法律上添以提防;(2)其时对中原政权要挟最大的是北胡和南越两支势力,律文书诸侯而不直书其名,是怕妨害对胡和亲、对越绥靖的政策施走。本文认为这栽注释是很难成立的。

最先,法律拟制的起程点不是实际性,而是也许性,政治上的隐忧郁反倒更有也许成为立法的起程点。曹文认为吕后掌权后分封吕氏家人造王,因此更无局限王国权力的必要。但原形上,吕后执政期间正是汉代中间集权化的一个高峰,出台了多栽政策打压诸侯。仅以《二年律令》中两例便可窥一斑。其一,《二年律令 钱律》转折了汉初“令民铸钱”的政策,其内心也在于将铸币权从地方收归中间。另一个隐微的例子是对人口起伏(尤其是从中间辖区向诸侯国的起伏)进走了极为厉格的控制。《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此说在《二年律令 亡律》中多有印证。更有表明力的例证见于第三简:“□来诱及为闲者,磔。亡之□”。参考《二年律令》第一五〇简“捕从诸侯来为闲者”,《奏谳书》第二二简“即从诸侯来诱也”,第二四简“以亡之诸侯论”,阙字补全为“从诸侯来诱及为闲者,磔。亡之诸侯,……”。后一句如那里刑难以考明,但不难推知也是极为厉重的责罚;前一句则正好外明有也许存在诸侯国黑地促成人口从郡县向本国脱籍逃离的形象,甚至会在中间辖区开展间谍活动。如许的相关即便不以敌国名之,但若认为中间和王国间并不存在重要态势,甚至相濡以沫,显明欠缺裕如的证据。

其次,曹文第(2)个理由在逻辑上也不融贯。倘若仅是勇敢外敌就不称其名,那么将以律法形势确定下来的否定性评价添诸于诸侯国,难道就不消忧忧郁生出内隙么?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载“毋忧郁案”中直言“蛮夷”:“南郡尉法屯有令,蛮夷律不曰勿令为屯”,律文有讳一说犹如不及普及适用。此其一也。曹文从“以城邑亭障反”的“反”字着手,由唐律注“谋背国从假”牵引出“从假”即投奔番国或归属假政权,而汉初诸侯国并非假政权,因而只能释为投奔番国。这番议论过于波折牵强,汉唐法制虽多有因袭,但能否以唐代政事还原汉初情境,还答有更添直接、充分的证据。此其二也。综上所述,“诸侯”有也许包含匈奴、南越在内,但若要排他性地限于后者,恐难成立;在有力的直接证据发现之前,还答以清理者注为准。在如何注释以“攻盗”称“诸侯”走为的题目上,《二年律令与奏谳书》的注解者们挑供了一个令人钦佩的说法:“本条所涉及诸侯的‘攻盗’,是将诸侯军队的抨击走为比喻为作恶走为的一栽蔑称。”

郡国之防不光限于军事,也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其它方面。前文挑到的人口管理上在《奏谳书》所记载的一个案件中有着更为生动的表现。齐国临菑狱史阑送齐国田氏女子南迁徙长安,途中与南结为夫妻,因而抵达长安后又企图双双返回临菑,首先通关时被发现,首先阑被鉴定犯下“奸”、“匿”、“从诸侯来诱”三罪,黥为城旦。田氏女子迁徙长安,也许与汉初政权大周围迁徙人口到关中地区相关。高帝七年,娄敬进言:“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无忧郁无虑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听闻称善,由此迁十万余人入关中。同时,中间政权厉禁人口外流。前引《贼律》第三简称“从诸侯来诱及为闲者,磔。亡之诸侯,……”,而《亡律》第一五七至一七三简在在都是对脱籍逃离的重典。立法主意娄敬已经说得再晓畅不过了,“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倘若不是由于中间政权和地方王国之间存在极为重要的相关,很难想象还有什么理由能将诸侯国与外敌匈奴并置。此外,这也为前述《贼律》第一、二简所称“诸侯”确系东方王国又挑供了一个赞成。

除了人口管理,汉初的马匹管理也表现出对东方诸国的戒备。马匹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无需多言。据考,自商代最先便有了制度化的马政,发展到秦国则更添编制化。秦人从西周时期与犬戎的永远交战中逐步认识到马匹对搏斗与政治的重要性,后来以农战兴国,更是偏重其功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栽《马》篇中记载着特意隆重的祭祀马神的礼仪。基于相通认识,再添上对秦、楚、匈奴的搏斗经验,使得汉初马政更添厉苛。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一再申明马匹营业、流转的禁令。关中布衣不准私自买马出关;各县若因公买马,由所属郡守、内史允许和登记;关外各郡向中间上解财物所需的马匹都必要极其厉格甚至繁琐的登记与验关程序,对相关人员也规定了特意厉厉的责罚。至于诸侯国,法律更是由允许制转为特权制。《津关令》中仅有长沙国和鲁国请制买马的记录,全然不见其它王国的相关文字。长沙国在东方诸国中的奇异域位前文已述,而且南边气候润湿不宜养牧,导致乘舆所用马匹欠缺。鲁国能得买马特权,则也许是由于吕后对亲生外孙的鲁王张偃网开一壁。

无需再举出更多例子,吾们就可以看到,在涉及中间与东方王国之相关的法律中,或者说,中间在法律层面对诸侯国进走制度化构造的时候,往往将后者想象成一个湮没的、时刻觊觎着帝国权力的敌人。《二年律令 贼律》拟制了如许一栽情形:亭鄣守卫者的渎职与变节走为将被施以连坐族灭的重刑,在价值上也会被用谋反的最高罪名添以否定性评价。而其拟制的前挑,便是立法者在实际政治中认识到了中间当局与东方王国之间存在着一栽并非弗成想象的冲突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说,中间对地方势力的忧忧郁甚至远超过行为帝国边境之外的敌人——匈奴。

外在于帝国边境,也就意味着外在于国家结构,如许的外敌是任何一个政治体都必要往往挑防的,边防也往往成为总揽者进走全盘政治谋划时的重要维度。从实际政治的角度看,外敌是一个绝对的敌人,分别的政治力量相互为敌,以休灭对方为最高的政治现在标,所谓“大刑用甲兵”。然而,从敌人的发生逻辑来看,外在的他者民族是否有裕如的能力构成敌人根本上依旧取决于与帝国自身力量之间的强弱对比。国家结构的欠妥配置往往会生产出导致自吾战败、瓦解的内涵敌人,这才使得外敌的形成具备了实际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外敌因生成的有条件性,从而导致其绝对意义被弱化,内敌反而获得了某栽绝对性。这个绝对敌人所带来的最大隐忧郁在于,物理边界不再成为判断敌人的郑重标准。敌人有也许以一栽更添暗藏的手段存在,甚至有也许根本不必要一个可见的肉身。它来自于国家结构的内涵重要,来自于政治主权的精神破碎。

三、敌人幽灵化:秦律施走以来的法俗矛盾

考察汉初政权国家结构,必须要回答一个题目:倘若上述郡国并走体制中存在如此厉峻的敌对态势,为什么还要给予诸侯国水平如此之高的自治权?贾谊《新书•等齐》厉厉指斥这一形象是对礼制的极大损坏,同时也进走了详细的描述,其中谈到“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诸侯之言曰令,令仪令言是也。”这句话响答出诸侯王国拥有自力的、甚至是和中间一致位阶的立法权。陈苏镇老师对此有极为详细的分析,并且进一步指出,在司法和走政上,东方王国拥有更大、也更清晰的自治权。这栽自治权和自力性外观上与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请求全然相悖,但是从实践角度起程,却有也许正好是中间集权议定给予地方治权辗转地解决无法亲自完善治理难题。其中的道理在韩信请封齐王时就已泄漏出来。

韩信破齐后向刘邦索要齐国王权,理由是“齐假诈多变,一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这句话多被理解为韩信以本身兴旺的实力对刘邦进走要挟,但也必要考虑其实在性。高帝六年,刘邦之子刘胖以同姓王身份掌管齐国。惠帝元年,曹参出任齐相,邀齐人蒯通为座上宾,蒯通又选举东郭老师、梁石君等齐人造曹共谋治术,“尽召长老诸老师,问因而安集庶民,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稳定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诸儒百数,言人人殊”,没相关理解为齐地“足智,好议论”、“设智巧,抬机利”的实际写照。而盖公提出曹参以黄老术为无为之治,也可看刁难“假诈多变”的郑重对策。如此看来,韩信所言不虚。

汉代政治钻研者一向褒扬汉初总揽者以黄老之术因俗答事、与民休休的宽缓政策,是要与秦政任用法治暴虐天下之间形成显明对比。实际上,汉承秦制在法律方面表现出的连贯性意味着汉律之厉苛绝不在秦法之下。这在上文所引张家山汉简所载律文及案例中就可不都雅其大要。只是在郡国并走的时代,东方王国也许议定高度自治的立法权对国家法律添以保留,甚至倾轧,尤其是曹参所代外的治理思路,顺答民意风俗,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率。如此也没相关反推,国家律法和地方风俗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特意厉峻的重要相关。

这栽重要由来已久。秦首皇东巡七次勒石铭文,一再张扬本身的法治功绩,“作制明法”(《泰山石刻》第2走)、“端平法度”、“尽知法式”(《琅琊石刻》第3走及第60走)、“建定法度”(《之罘石刻》第11走)、“首定刑名”、“初平法式”(《会稽石刻》第14走及第16走),并突显其“治道运走,诸产得宜”之效率(《泰山石刻》第13-14走)。而在其列举的法治现在标中,也能看到“匡饬易俗”(《琅琊石刻》第27走)、“宣省习俗”(《会稽石刻》第8走)如许的外达。顾热武着重到《会稽石刻》第46-57走响答了秦首皇为教化会稽地区淫佚民风所做的竭力,并为其正名:“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首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他认为刻石所在地区有着稀奇民俗,引《国语》、《吴越春秋》表明该地自越王勾践鼓励生育以来逐步形成了较为盛开的男女风气。为了遏止这栽风俗,秦首皇时期极有也许对越地实施了特意厉厉的责罚。而这一法俗不两立的态势在出土文献中也得到了印证。

睡虎地秦墓竹简

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语书》由南郡守腾于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下发给本身所辖的县、道啬夫,主意是保证下属官员厉明法纪,对楚地不改凶俗的吏民强化整顿,“矫正民心,去其邪僻,除其凶俗”。墓主人喜于秦王政四年(前243年)在该地任史。而秦国灭楚设南郡则是在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这就是说,在秦朝遵命楚地,设为南郡任用秦法的五十余年之后,楚地依旧存在着秦法与楚俗的作梗。水平之厉重,以至于郡守特意撰文请求下属“明法律令”。而自《语书》成书十六年之后,依旧行为地方下层官员的走为准则存在着。除了这栽直接外达出来的清晰态度,睡虎地秦简在集体上也表现出两栽态度的分立。据工藤元男老师的钻研,占卜用书《日书》响答出以楚历为依据的占卜仍通走于楚地,当地原有的风俗风俗仍被保存下来,而且反过来影响了诸如《田律》、《厩苑律》等秦律的立法技术。大体上可以说,《日书》之存代外了一栽对民间习俗较为宽容的姿态,而《语书》法制原料则拒绝向民俗迁就,坚定地推走大一统的法治主义立场。

综上可见,法俗作梗并非秦帝国的特产,但却在大一统的国家意志与国家结构当中发生了厉重的冲突。那么,汉初国家结构从单一的郡县制调整为郡国并走体制,这一冲突是否就会由于“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的政治请求而得以纾解了呢?题目恐怕异国这么浅易。依照《语书》的看法,“乡俗”有也许窒碍国家治理:“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凶分别,或未便于民,害于邦。”何以有害,吾们可以在《淮南子 齐俗训》中发现一个理由:“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不都雅之,事有相符于己者,而未首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首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相符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吾,意外分歧于人也;相符于吾,意外不非于俗也。”这一番是非不都雅指出了帝国“定于一”的根本义务之一就在于“定是非”而使人“相符于己”。是非无定论,因而如何断限成为意志的较量。“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在知识论上有其理由,在道德论上也可被视为伦理教化的起程点,但在政治上却具有相等的风险。在《淮南子》的成书地淮南国,刘长、刘安父子两代淮南王均谋划了针对中间当局的起义走为,首先被除国为郡。司马迁对此评价道;“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反,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乐。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强勇轻悍,好背叛,乃自古记之矣。”

王国除为郡县之后一法经纬天下。武帝时期进走的大周围立法活动自然带有这一国家结构变化的背景。《汉书•刑法志》称其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物化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及遍睹”。酷吏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急速取代“厚重长者”,尤其是“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吏好惨急而法令察。”此后,因俗答事而“废格天子文法”要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文深”“惨急”在所不免。到武帝后期,“吏民好轻作恶,盗贼滋首。……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物化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同乡者弗成称数。……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首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物化。’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拂敢发,恐不及发,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

地方治理理念的急转并未取得优越的效率。而在律令所出的皇室内腠反而泄漏出俗薄的影响。武帝末年爆发了一场几乎影响此后国家政治基本走向的“巫蛊之祸”。事件中一再闪现着胡巫和桐偶术的影子。胡巫源自匈奴,而后又有相等一片面就来自汉境之内的匈奴故地,如北地和上郡。至于通走后宫与民间的桐偶术,则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六韬》所载的偶像咒骂术有着直接渊源。《六韬》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时期。据《战国策 燕策二》记载,宋康王曾使人按秦王面孔制偶,箭“射其面”。这栽模拟巫术首源于春秋末期以陶俑木俑代替身牲的墓葬习俗,陶俑多见于齐国墓葬,木俑则大量出土于楚国墓葬。巫术带有剧烈的民间宗教性质。李零老师指出:汉武帝接续了秦首皇异国完善的宗教大一统,竖立了一整套的国家祭祀制度,而这个国家宗教与民间信念相关亲昵。国祀隆盛并不及一举清亮民俗的负面影响,就连总揽者都无法自觉。武帝时期,李少君、史宽舒、少翁、上郡巫等各色巫师粉墨登场,太史编制的官员也“皆精研术数,穷神知化”。民间巫岘同样大有市场,活动在肆列、里区、谒舍之间,乃至皇室后宫之中,也是清淡的“女巫去来”,“每屋辄埋术人”。祝诅之术几乎成为社会生活中一项基本生存技术。

王国在武帝时期首先萎缩、湮灭,但这并不等于其背后所暗藏的法俗作梗的同时消亡。甚至,由于大一统国家根除了存在于郡国之间的栽栽壁垒,区域文化习俗反而获得了更强的起伏性,反客为主地排泄进正本已经风俗了法律之治的王畿地区,也往往以一栽溢显实际政治之外的经验性赓续挑衅、侵袭着总揽者的认知与不都雅念。王国不过是绝对化敌人的肉身,在这个意义上甚至也不过是一栽相对化的制度性、物质性的存在。而绝对化的敌人是弗偏见的、幽灵化的。由于它得以发挥作用的机制深深地侵占了国家结构的内涵肌理。因俗答事依旧从法而治,并不及仅仅议定对实际政治需求的衡量来添以抉择。二者在抽象理念的层面和实际政治的层面可以被建构性地作梗首来,却又在难以识见的深处紧紧纠缠在一首,强横地扯开一方,也意味着对另一方造成无可估量的迫害。犹如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同时对两边的矛盾与同一进走共同的扬舍与超越。基于“复杂人性的伦理价值”,这栽超越答当去那里寻找,就成为国家建构无力而为又不得不为的艰巨义务。

结语:国家的道德性

政治同一体议定对敌搏斗来实现对内和平。卡尔·施米特以此判断为基础,阐发当代民族国家的主权与政治概念。原形上,并不限于国家间相关与国家法框架,施米特也特意挑到,政治自古典时代以来就意味着两栽详细秩序间的重要相关。即便是在16世纪西欧教会同一体瓦解后紊乱的宗教内战中,也存在清晰指向行为更高同一体、中立同一体的国家的建构性力量。倘若说政治就是划分敌友,那么主权者的决定性质素之一就是有能力区分敌友。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一个政治体而言,其它政治体都处在必要被决断的中间状态。因而,友人和敌人在政治上都不具有天禀性。题目从而被转化为:敌友的产生依据是什么?

回答这个题目有两栽手段:决断,或综相符的判断。前者不光是绝对权力的肆意行使,特定的历史时刻总是急切地强制主权者对经验性认识进走惊人地突破。后者很大水平上是前者的一个准备,只不过在详细的历史境遇中,经验的有限性有条件更添容易地突破自身阈限。二者的周围并不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显明只是分别理想型的划分。这就请求吾们必须看到它们产生分化又相互勾连的结构性背景。对于所谓通例状态与破例状态的相关,也答作如是不都雅。

本文试图描述汉初政权在建构国家结构的分别历史阶段对敌友题目的艰难思考。同时也期待展现,国家建构之因而艰难,是因其还背负着国家意志如何实现的重任。国家结构行为国家基本制度之一,湮没而深切地决定着国家意志的开展是否有效。固然国家结构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物理状态,必要从动态的生成与演化中抟结、分化各栽异质性力量,但欠妥配置或永远担心稳状态必然会厉重作梗国家意志的自吾外达,使得理想的治理技术陷入实际政治的紊乱之中,内生出国家意志的敌人,并未外在敌人的生成挑供条件。

这栽政治境况下商议道德犹如是糟蹋的。但正是鲁惟一的题目使道德在结构创生的暴力中获得了生存的维度。汉初政权借助了友喜欢政治的庞大推动力,又要克服它所带来的惯性,防止本身被推到一个已经被表明为极度危境的倾向上去。汉朝的总揽者采取的手段是在友喜欢政治内部进走分解与转化,试图用血缘兄弟的亲亲原则逐步取代拟制兄弟的军功原则,而历史外明即便是基于家族世系的同盟相关相通面临着实际政治的强大挑衅。以上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总揽者对复杂人性的逐步认识,都蕴含着生成新伦理的历史机遇。这栽机遇是名贵的,也是危境的。它也许成为萌蘖新友谊的温床,也也许在同时开释出以去一向受到结构约束的内涵敌意。

这栽伦理价值所发布的历史律令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汉初竖立郡国并走体制有其历史必然性,因此答当将之视为国家政体的结构性要素,而非情势之需。然而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东西异制又转化成否定性因素,进而请求政体议定自吾纠正机制添以根本性的(constitutional)克服。单纯的感情相关在政治化的庞大压力下几无生存空间,而法律治理的内卷化也决定了法制主义弗成能完善这栽克服,因而必须要诉诸一个超越性的力量来赓续扬舍两边的历史局限,又同时也许包含两方面的积极功能。由此,国家结构及其背后的国家意志必须有能力指向异日,又往往返回对自身的认识。这栽能力重要地是一栽道德的能力。换言之,国家必要一栽真实的道德性。当代国家宣称价值中立,试图用社会的抽象性来袒护道德的诉求,以技术程序消解道德义务,逐步丧失失踪从根本上面对多元纷争的能力,从而失踪异日。这是一栽非道德性的表现。而人类政治历史的经验同时也警醒吾们,比国家的去道德化、非道德性更添危境的是一栽假道德性。它善于从以去和当下的政治经验中中伤出栽栽历史的危境时刻,致力于将本身的价值判断装扮成国家意志的唯一表现,推辞在实际不都雅照中返不都雅自吾,更拒绝向他者敞开交流的空间。高度法家化的秦帝国二世而亡,托古改制的王莽首先身败名裂。原形表明,一个疆域更为辽阔的帝国体制更有也许生产出僭主。自然,它也将会更为敏捷地走向战败。

本文试图表明,国家意志的最大敌人正是其自身,而在形塑国家结构时被约束住的否定性力量也往往觊觎着它的自吾异化。这个题目连接着以前与异日。正如鲁惟一所指出:“从一最先他们就面临着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早在帝国的早晨到来之前就被发现了,然而在20个世纪之后依旧异国十足解决。”

本文选自《历史法学(第十一卷):敌人》,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注解已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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